而就情理与法律的关系模式而论，情理需要借助于法律的规范性与准确性加以彰显，法律则以情理为渊源与依托。
公开权或者说商品化权，在美国是通过判例承认了。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
新闻机构认为自己不适用于该法，但最终还是把新闻机构纳入了《个人信息保护法》。2004年左右应用为王，内容逐渐多样化。目前，国际社会对个人社会的保护，首先是从原则切入的。目的明确原则是指个人信息在收集时必须有明确的特定目的，并应将此目的进行公开。第二个争论是有关死者个人信息问题。
这两人根据人权公约第8条将英国警方告到人权法院，认为自己的私生活收到侵犯。所以，这就是大陆法系和美国的隐私观念的很大不同。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但在现实中，我国的法律理论研究活动和法律工程研究活动的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而这恰恰是我国的法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现实的思想问题。石少侠：《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离——兼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 年第5期。[77]参见王太元：《宪法应重新确认迁徙自由》，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何秉松：《试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体系》，载《法学研究》1987年版。
因此，我才有了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表达自己的见解的想法。在行政法学领域，有关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所谓平衡论、控权论、公共利益本位论、公共权力论、服务论、职责本位论的理论主张的提出和论证[39]，等等，属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
[62][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学的科学理论》，载[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麦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学学者也习惯于在并不是那么恰当地理解和坚守理论来源于实践的信条下，自觉不自觉地用工程思维来设计法律理论，把自己对于现实法律实践困境解脱的主观愿望、价值诉求或者社会效果期待转换成法律的理论，客观化为法律及其实践运行的规律或者道理，也就是把法律工程的应然直接等同于法律规律的实然，把法律的理想直接等同于法律的现实。从作为整体的法学的内部来看，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很自然地首先要运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即法律的规律和道理，这也是到现在为止我国法学学者实际进行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实际做到的，不仅如此，我国绝大多数法学学者进行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甚至还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特别是他们自己的研究所发现或者揭示出来的法律的规律和道理作为唯一的思想理论资源来使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在于总结、归纳、发现客观性的规律和道理，工程研究在于充分运用各种可用的规律和道理主观性地去设计和建造相应的社会工程，这两种性质不同、目的各异的研究对于逻辑化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别。
黎宏：《罪刑法定原则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犯罪概念新解》，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70]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当然地也意在思考、设计和建构法律这种社会工程的模型，也就是要依据既有的各种思想理论资源、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条件与法律材料，设计一定的法律工程，而这种法律工程设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单纯的法律工程模型即理想的法律工程蓝图设计。这种情况的存在本身的确非常值得深思。[7][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页。
而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104]张文显：《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为了更加深入和准确把握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实质与内涵，我们还很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加深对其认识和理解：第一，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必须注重思想理论资源的选择和使用。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4]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没有这样的学科或者研究类别的区分，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习惯上总是理科与工科不分，学者们一方面自觉地、另一方面也被要求在学术研究中始终既包含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科的内容又包含着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工科的内容，所谓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4]徐长福：《论人文社会工程的学科地位》，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其实，任何理论研究都具有现实意义，这本是毋须标明的。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70]王宏波：《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反映在学术上，就是要求所谓理论文章要‘具有现实意义和解决‘实际问题。
所以，迄今为止，那些旨在建立学说的人文社会研究尚未自觉到这样的问题：自己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还是在绘制生活的蓝图？探求道理，意在将一种本然的法则揭示出来，供人们去遵循。换一句话说就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只有在思想和观念上为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服务，法学的法律理论思维的成果只有经过法学的法律工程思维的转换从而成为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工程模型的内在成分才能为法律的实践服务。
在环境资源法学领域，有关我国环境法律实施机制的研究[93]，有关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建构问题研究[94]，有关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研究[95]，有关我国循环经济立法问题的研究[96]，等等，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徐岱：《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刑法近代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2期。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把法律从社会秩序化的其它的规范性的体系比如习俗和宗教中区分开来。在民法学领域，对民法调整对象的探究[40]，对私法自治理念的探究[41]，对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研究，等等，很可能属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
[7]显然，福泽谕吉在这里是在揭示文明的内涵、也就是在对文明本身做理论研究，力图揭示文明的规律和道理。显然，从他的研究工作性质和目的来看，庞德的《法律史解释》这本著作就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成果。如果被称作规律性的命题，能从理论和边界条件中逻辑地推断出来，结果就被说明了。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毫无疑问同样需要思维方式的变革。
[15]在这里，奥斯丁所表达的实质意思其实就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主旨就在于揭示法律的规律，以说明法律本身是什么。由于主要与法律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建构直接相关，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很容易被简单地等同于通常的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学研究，比如法学二级学科意义上的刑法学研究、民法学研究、诉讼法学研究等等，以及法学三级学科意义上的部门法学研究等等。
[15][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之于具体的立法规划，首先将应进行问题分析，研究调整的必要性，然后有序地确定目标，这只能考虑到议会的多数、社会系统的价值和通过法律系统来实现的条件来作出。
[22]牛津大学的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教授指出：对法律的性质的阐释是法律理论的首要任务。芮沐：《民法与经济法如何划分好》，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87]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都很多。一方面，理论如果坚持原则就会到处碰壁，因为任何一种理论，不管它如何高明，都只能解释实践所涉及的大量实体及其属性中的有限部分，而其余部分必须由其他不同层面或思路的理论来解释，只有若干理论分工协作，才有望形成较为完整的实践方案，这样的方案才是可以操作的，才是行得通的。与此相反，如果观察不渗透某种相应的理论，不仅观察的过程无法进行，观察的结果无法得出，甚至连观察的对象都不存在。我们不妨以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于文明的研究为例来稍作说明，对于文明本身，福泽谕吉首先指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
换一句话说，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必须使用的思想理论资源，除了作为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成果的法律思想理论这种资源外，还必须认真分析、仔细考量与法律这种社会工程直接和间接相关而又可资利用的其他各种思想理论资源，而它们也就成为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必须依凭的外部思想理论资源。这也可以从众多的法学家对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的说明中获得有力的佐证。
而且，徐长福博士还认为，柏拉图这种思维错误的典型性在于：不仅直接受其影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延续着这种错误，而且那些没有柏拉图传统的非西方思想史同样充斥着这种错误，这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通病。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始于问题。
在西方法哲学的历史和现实中，因为思想与理论主张的差异以及法学研究的方法的不同而客观上呈现出不同的学派，这些法学流派彼此之间也进行着非常频繁的思想和理论交锋与论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揭示法律及其实践运行的规律和道理，乃是法学研究的最直接的目的。